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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

「人口紅利」變「人才紅利」
2019-02-25    香港商报
 

  「人口紅利」變「人才紅利」

  低生育率與老齡化不可逆

  官方近日的表態表明,內地對全面放開生育政策仍持謹慎態度,專家認為,隨?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生育率下降是歷史的必然。但對於中國來說,雖然目前人們的生育意願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因國情複雜,生育政策隨國情適時變化。在人口增長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人口紅利窗口漸漸關閉是歷史必然,為了謀求未來的發展,中國必須將人口紅利轉變為人才紅利,將人力資源轉變為人力資本,在短時間內培養出一批具有創新能力和技能水平的人才,構建推動中國經濟穩步發展的持續動力。

  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

  低生育率不可逆轉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已3年,然而這對人口的提振似乎並不盡人意。在人口專家看來,每個育齡婦女必須要生育2.1個孩子(即總和生育率為2.1),才能保證社會正常的更替水平。而中國低於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20年,並且長期保持在1.6左右,甚至更低,在全面二胎開放之後,這一點仍然沒有改觀。2017年,出生人口大大低於預期,且二胎新生兒數量超過一胎,按一般規律推算,二胎政策對於提振人口的支撐後勁肯定不足。那時社會輿論便已對中國的人口問題產生過熱議。而今年春節之前,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數據再次引爆這一熱點,2018年全年出生的人口為1523萬人,比2017年減少200萬人,證明了此前二胎政策對於人口提振後勁不足的推斷。許多人呼籲,希望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

  不過,2月中旬,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網站公布了「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1949號建議的答覆」,答覆了全國人大代表關於取消「計劃生育」的建議,表示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等法律均根據憲法制定,不宜立即全面刪除「計劃生育」內容。此消息再次引發輿論熱議。

  那麼目前對於人口的擔憂從何而來?有論者認為,首先是「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效應似乎在減弱。從數據看,2015-2018年的出生人口分別為1655萬、1786萬、1723萬和1523萬,自2016年實行「全面二孩」後,出生人口數量在當年達到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後逐年下降,2018年的出生人口數量達到2000年以來的最低值。

  老齡化是全球普遍現象

  其次是老齡化程度的加深。2001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過7%,進入老齡化社會,2018年這一數據上升為11.9%。受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的影響,勞動力供給總量下降,2018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也首次出現下降,預計今後幾年還將繼續下降。同時,老年人口比重的迅速上升,加重了勞動年齡人口負擔,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面臨壓力。

  據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分析,老齡化是全球普遍現象,但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更快。1970年中國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19.3歲,這一數字在2015年升為37歲,而同一時間,美國、歐洲、日本、印度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分別為37.6歲、41.6歲、46.3歲、26.7歲。據任澤平預測,中國將於2023年前後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50年中國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將達50歲。

  國務院參事、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專家顧問委員會專家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馬力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從人口規律來看,生育率下降是歷史的必然,是社會進步的標誌,隨?經濟的發展、教育水平的提高、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生孩子以家庭效益為主轉變為社會效益為主,人們更加注重自我實現,生育意願不斷下降。

  而「低生育率」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必然歷程,是人均GDP達到1萬-5萬美元時的必然現象,中國2020年人均GDP將達1萬美元。再加上人口慣性增長,表面上人口還在增加,但人口增長率已為負數,雖然中國到2028年-2029年才達人口峰值,人口還要增長近10年、增加5000萬左右,但中國人口的低生育率已不可逆轉。因此,要清醒認識這一人口形勢,並提前做好準備。

  建人力資本大國

  馬力認為,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中低端製造業亟待轉型,而高新技術的創新能力又嚴重不足,是中國目前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中國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達最高峰10億,到2050年還有8億,到2100年還有近6億,應該說中國的勞動力數量不缺,但低成本優勢已不在。因此,中國必須將「人口紅利」優勢轉變為「人才紅利」優勢。

  今年就業市場仍然出現就業難與招工難「兩難」,但隨?製造業的轉型,出現技術人員搶手這一重大特點,農民工找工作難度加大,返鄉農民工增加。這些農民工在城市裏見了世面,體驗了現代工業制度,回到家鄉成為人才,參與創業、發展經濟、改變家鄉,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因此,亟待加大國家對教育、培訓的投入,使這些勞動力在較短時間內成為有創新能力的人才、有技能的勞動力,將「人力資源」大國轉變成「人力資本」大國。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認為,很多人認為中國現在面臨?劉易斯拐點,但這並不意味?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因為它很大一部分是用中高端勞動力的失業替代了低端勞動力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失業,只是意味?人口紅利的形式發生轉移,即從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型的人口紅利轉變為具有人力資本的人口紅利,從低端勞動力轉移帶來的人口紅利向中端具有人力資本的人口紅利的轉移,也就是所謂的人才紅利。

  只要中國產業逐步進行升級,大量具有高等教育的勞動力被有效利用將使資源再配置的效應再度顯現。中高端製造業的繁榮將進一步顯化中國教育大國與人口大國產生的疊加效應,也將進一步孕育出中國在中高端製造業上的新比較優勢。

  生育政策可隨國情變化

  對於現時中國政府未有取消計劃生育,馬力認為,生育政策屬於「上層建築」,「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屬國家「基本法」,涉及整個國家、民族及每個家庭的利益,因此,國家對全面放開生育政策仍持謹慎的態度。而目前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數量轉為人口結構,目標由控制人口數量轉為優化人口結構。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已達到一定水平,人們的生育意願發生了重大轉變,尤其農村人們的生育意願,隨?80、90、00後的年輕人進入城市,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主體,他們願意過上城市的生活,接受城市的生育理念,因此,總體看,中國生育意願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生育政策具有歷史的延續性。中國國情複雜,最大特點是發展不平衡。馬力表示,中國1993年生育率就下降到了更替水平,實現了「人口轉變」,但這一人口轉變主要是在生育政策推動下形成的,而不像發達國家是由經濟發展而自然形成的。所以,中國就存在一個獨有的「後人口轉變」時期,這個時期就是用來將以生育政策為主的人口轉變,變成以生育意願為主的人口轉變。由於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還不到位,生育政策在一些地區仍具有一定彈性。因此,馬力建議,由各省根據省情制定適合本省發展的生育政策。

  人口紅利漸衰

  如果繼續保持現有的生育政策,中國經濟的發展會不會受到制約?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否會消失?數據顯示,相較2017年末,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470萬人,比重下降0.6%;60歲及以上人口增加859萬人,比重上升0.6%,人口老齡化呈現加深態勢,中國的人口紅利不斷衰退。

  馬力認為,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會遇到人口紅利,但中國超常規地利用了人口紅利,改革開放和計劃生育,共同創造了「經濟快速增長」和「人口有效控制」兩個奇跡。1978年實行計劃生育前的高生育率與實行計劃生育後的低生育率,正好在1980年重合,高生育率所創造的無限供給的低勞動力成本及低生育率所創造的財富的積累,使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迎來「高總人口、高勞動年齡人口、高流動人口、高儲蓄率及低出生率、低勞動力成本、低撫養比」的比任何國家更為豐沛的人口紅利期,造就了中國發展的動力。但是隨着生育率降低和老年人口增加,勞動年齡人口不斷減少,老年人口養老負擔不斷加大,人口紅利逐漸衰退,人口紅利的窗口確實在逐漸關閉。

  國際經驗十分有限

  為了能夠在未來保持足夠的勞動人口,許多人認為必須挽回生育率,並紛紛將目光投向國外,想要在國外找到些許經驗。但實際上,在如何提振人口的問題上,國際經驗十分有限。

  資料顯示,1999年俄羅斯的生育率降至1.16,俄羅斯總統普京當時即認識到這是「國家危機」,親任「國家優先發展計劃」主席,制定了一系列反危機措施,將生育率提升到2015年的1.78;但是2017年又降至1.62。在東亞地區,鼓勵生育最成功的是日本,將生育率從2005年的1.26提升到2015年的1.45;但是2017年又降至1.43。它們都是靠?高福利來促進生育的,但目前看來這種模式造就的生育反彈似乎也已後勁不足。

  有論者認為,即便中國的各項政策達到美國的水平,生育率也難以提升。1990年美國全國生育率為2.1,白人1.9,華裔只有1.4;2010年加州的生育率為1.9,華裔只有1.3。何況,美國的政策也不可持續,生育率從2007年的2.12降到2018年的1.76。隨?老年福利壓制兒童福利,婚育年齡的推遲,生育率可能還將下降。可見,在人口政策上,國際經驗非常有限,即使提高福利以挽回生育率,效果也十分有限,隨?社會的發展,低生育率已是必然。即使是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在沒有計劃生育的管控下,生育率也自發地降低到了2.1左右。可以預見,未來印度的生育率也將逐年降低。

  所以,中國不能再幻想用人口來支撐經濟發展。改革開放40年以來,充足的勞動力為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強大的助力,但中國不能只停留在「世界工廠」的角色。這意味?社會經濟對人口的認識不能再停留於看數量的階段,而是質量階段,應該包括保障人發展的各方面,在面對人口數量紅利消減的挑戰時,更為重視對教育、健康的投入。

 
(來源: 香港商报) 編輯: 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