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是中華民族忠義精神的文化象徵和精神符號。
自宋元明清以來，歷代王朝都把推崇、倡導關公忠義精神，作為教化民眾、鼓舞人心、凝聚百姓、護國安民、抗擊侵略、富商興農、維持安定的重要治國法器。
關公忠義精神，是一個集體、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凝聚力、向心力、精神力的集中體現。
凡一個民族的興盛崛起，必然伴隨着民族精神的興盛崛起；凡一個民族的頹廢衰落，必然伴隨着民族精神的頹廢衰落。
關公忠義精神的本質，是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是中華民族歷經1800多年，在一次次地烽火硝煙、內憂外患中，發展形成的民族性格。
什么是忠？《說文》上說：「忠，敬也，盡心曰忠」。忠，由心而發，盡心盡責，不懈努力，具有強烈的責任和擔當意識，這種德行才能稱為「忠」。
東漢大儒馬融有感於世間只流傳孔子所寫的《孝經》，而獨缺《忠經》，因而系統總結春秋至東漢以來的忠德觀念，作成《忠經》，使得忠孝的德行得以廣濟天下，「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家國一體，忠孝兩全。
《忠經》說，忠是天地間的至理至德，天地人之所覆載，莫大乎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鬼神，而況於人乎？善莫大於忠，惡莫大於不忠。
君子盡忠，是盡其心；小人盡忠，是盡其力。忠的核心在於「一其心」，無論外部環境發生什么變化，都會謹守初心，矢志不移。
《忠經》之成書時間，與關公的出生時間大體相近。所以關公也是《忠經》問世後，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忠」的道德踐行者。關公忠心耿耿的人格操守，為忠的思想傳播無疑做了最佳詮釋。
什么是義？孔子在《禮記·中庸》說：「義者，宜也。」宜即適宜，即應不應該。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就是義的本質屬性。東漢大儒董仲舒說：「義者，治我。」義是用來節制自己，並推己及人的道德基礎。
義有三宜，一是道之宜，二是事之宜，三是理之宜。道之宜，是要求人行天地間，要遵循天道、遵循天地自然法則；事之宜，是要求人在社會中，立身行事要講規矩、講道義；理之宜，是要求人在生活中，日常行為要合乎義理，合乎道德。
「義」是一切道德的根基，也是關公精神具有普適性價值觀的核心屬性。關公的義，是春秋大義，也是全方位的義，其外延就包括忠義、仁義、禮義、節義、勇義、信義、俠義、公義、正義、道義等傳統道德文化內涵。
關公忠義精神，是關公信仰和崇拜中最受百姓愛戴、推崇、效仿的首要精神閃光點。
明代刑部尚書顧璘在為明武宗敕修燕子磯關廟所作《廟記》中說：「天下之同尊曰義，人之大節曰忠。唯義通乎四海，唯忠貫乎百世」。
由此可見，關公忠義精神，可超越時空、地域、階層的界限，放諸四海而皆準，傳承百世而通行。在戰爭年代，關公忠義精神，是盾牌、是堡壘，是大刀、是長矛；在和平年代，關公忠義精神，是品質、是聲譽，是情操、是脊樑。
站在新時代的風口浪尖，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網絡資訊光怪陸離，道德滑坡、誠信失範、信仰迷失，傳統文明黯淡失色，外族列強虎視眈眈，當此之時，關公忠義精神就如巍峨聳立的參天巨擘，支撐中華民族精神屹立不倒。
關公忠義精神團結着海內外華人社會的萬眾一心，凝聚着華人同胞同心同德的共同價值追求。
新的時代賦予了關公忠義精神的新的文化內涵，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中，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就是忠義；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清清白白、至誠奉公，就是忠義；在不同的人際交往中，正直坦誠、勇於擔當，就是忠義。
傳承、弘揚關公忠義精神，不在語言、不在包裝、不在形式，而在內心、在行動、在知行合一。
古人把不懈於心，盡心任事，謂之忠義；今天的我們，更需要精誠團結、盡心竭智，把關公忠義精神堅定不移地傳承、弘揚下去，為踐行桃園結義「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宏偉誓願，前赴後繼地拿下接力棒。
弘揚關帝文化 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