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作為我國南大門的廣州，理所當然地成了國家與港澳及海外的交通樞紐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重鎮。1938年10月廣州、武漢淪陷後，桂林便立即取而代之，成了聯結西南、華南、華東及港澳、海外的交通要道。不僅由陪都重慶至江南數省及皖南新四軍、東江遊擊區要經桂林中轉，而且由南方各地通往西南，乃至陝北，也要途經桂林。同時，桂林還是通過香港聯繫海外特別是南洋各地的重要途徑。成為繼廣州、武漢之後的戰時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重鎮。
以文化而言，桂林成了大後方、根據地、淪陷區抗戰文化的總匯，這些不同區域的抗戰文化都憑藉着桂林作為視窗，通過港澳，向海外進行輻射和交流。如根據地、大後方及淪陷區的書籍、報刊雜誌，通過桂林運往香港，再推向南洋、海外一帶。而南洋、海外的出版物，也通過香港運往桂林再發往全國各地。以報紙雜誌為例，據記載，香港出版的《大公報》、《星島日報》、《大光明》、《循環日報》、《工商日報》等，七天內便可運到桂林。由桂林發往衡陽、長沙等地，也是兩三天內可寄達。而根據地、大後方出版的書刊報紙，也由桂林運往香港，再轉銷上海等淪陷區。
桂林和內地的文藝團體，也是由桂林再通過香港到國外宣傳抗戰，如由金山、王瑩帶領的中國救亡劇團，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邀和資助，集中桂林籌備訓練，並由李、白指派林樞上校陪同，於1939年4月離桂抵港，在港演出七場後又開赴西貢、新加坡、仰光等地宣傳演出，為期數月，轟動一時，既能很好地向南洋各地華僑宣傳抗日，活躍當地抗戰文化運動，加強聯繫，為祖國抗日募集一筆經費，影響深遠，深得周恩來的頌揚。又如徐悲鴻也是從香港出發往返新加坡、印度等地辦展賣畫籌款支援抗戰。
由此可見，桂林既是抗戰時期國統區的文化中心，也是中國抗戰文化內外交流的視窗;香港，則是溝通中國抗戰文化與海外華文抗戰文化的中繼站和聯絡點。堪稱戰時文苑雙璧，遙相輝映。
相互支持、融合、促進
桂林、香港兩地抗戰文化運動雖然有着不同之處，但彼此同作為「文化雙城」的互動，從抗戰爆發便開始了。在抗日救國的共同目標指引下，息息相關，相互支持，攜手共進。當桂林抗戰文化運動出現難題和挫折時，都得到香港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協作和保護。
香港自從開埠以來，雖然由英國人管轄，但文化發展方面，仍與中國內地骨肉相連，廣受影響。抗戰爆發，內地硝煙瀰漫，唯有香港仍是一塊安靜樂土。隨?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武漢等重要城市淪入敵手之後，香港不僅成為國家對外聯繫的視窗和戰略物資、生活資料的補給點，而且又是中華文化人的集散地。在經濟上，桂林便曾多次得到香港的大力資助。如1938年底，夏衍曾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由桂林赴港籌集《救亡日報》(桂林版)的復刊經費，完滿而歸，使《救亡日報》如期於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順利復刊。
對於桂林文化界開展的抗日活動，香港有關部門也極為關注，積極參與。如1939年12月19日廣西昆侖關大捷，文協桂林分會發起組織了桂林文藝界、新聞界桂南前線慰問團，香港《珠江日報》特派員抵桂隨團奔赴前線慰問。同年底，汪精衛和日本政府簽訂了賣國密約《日支新關係整頓綱要》，桂林文藝界迅即掀起了討汪運動，打響了全國文藝界聯合討汪第一炮。香港文藝界、新聞界緊密配合，遙相呼應，並組團抵桂加入反汪肅奸行列。
香港、桂林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頻繁，兩地作家、藝術家聯誼會經常召開，劇團、演出隊互訪宣傳演出不斷。聯合創辦文學期刊，如戴望舒(香港)和艾青(桂林)合辦詩刊《頂點》，更傳為國家出版史上的佳話。對桂林作家的成功作品，文協香港分會也及時組織研討會，擴大影響，如司馬文森的中篇傳記文學《記尚仲衣教授》發表後(後易名《天才的悲劇》由桂林南方出版社出單行本)，文協香港分會特地舉行專題座談會，對該作給予高度評價，事後又改為《尚仲衣教授》，由香港文生出版社再版，影響頗大。
同樣，桂林也是香港抗戰文藝運動的支持者和夥伴。桂林的報刊雜誌，十分注意報道香港抗戰文藝的動態，尤對於文協香港分會的一系列活動，如聲討文化漢奸、紀念魯迅、開展劇運、舉辦講座等，報道更為及時詳盡。還經常刊登香港作家的作品和聲討、批判文化漢奸及反動文學觀點的文章或社評，大力支持，聲援香港抗戰文藝運動。如文協香港分會及《大公報》副刊《文藝》主編楊剛、《立報》副刊《言林》主編葉靈鳳、《星島日報》副刊《星座》主編戴望舒等發表的聲討文化漢奸文章重要部分被香港當局腰斬後，為了表達「在港文藝作者擁護抗戰國策之篤誠與執意」，他們特將這些被刪文章，航寄桂林《救亡日報》，以《香港文藝界聲討文化漢奸專頁》醒目通欄大標題全文連載，該報特加了編者按語。既發揮了這批文章應有的戰鬥作用，又為香港文學保留彌足珍重的史料。
相濡以沫 生死與共
在政治上，桂林、香港兩地更是相互協助，共渡難關。太平洋戰爭前，香港仍能給內地社會名流文化人士提供一個避居所，同時也是戰鬥的陣地。一如著名出版家鄒韜奮所說：「我們到香港不是為了逃難，而是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創辦民主報刊而繼續戰鬥的。」隨着抗日戰爭的推進，香港與內地彼此的依存互補關係日益突現。以下用1941年「皖南事變」和1942年香港淪陷這兩重大政治事件為例。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前後，風雨如磐，國民黨排斥異己，瘋狂逮捕迫害抗日進步力量。桂林及內地的大批進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為免遭厄運，經由桂林撤往香港，逃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為抗日文藝運動保存了一支骨幹隊伍。香港成了大後方進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避難所」。例如以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總編輯的桂林《救亡日報》被封，人員面臨受迫害，該報同仁夏衍、廖沫沙、華嘉、郁風、黃新波等在黨的安排下，旋即撤到香港。黃新波還以筆當槍，創作了版畫《他並沒有死去》，痛擊了國民黨的反動暴行，表現了正義必勝!形象深刻，鼓舞鬥志，堪稱中國新興版畫史上的傑作。
同樣，桂林也是香港文化人的堅強後盾。後者如若遭遇不測，前者便會伸出援手，並提供理想的安置區。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留港的大批進步文化人危在旦夕，周恩來曾急電香港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指示：不能留下隱蔽，也不能南去或到遊擊區的人員，即轉入內地先到桂林。為使營救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中共中央南方局還設法籌集了20萬元營救費，分別匯給東江和桂林方面。並告知下一步「我們另撥款接待」。在黨中央的號令和周恩來的周密部署下，東江縱隊展開秘密大營救，歷時近二百天，行程萬里，共營救出抗日愛國民主人士、文化人及其家屬800多名。其中被營救的文化人及其家屬，大部分都抵達桂林，得到妥善安置、保護。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范長江、喬冠華、千家駒、沙千里、高士其、廖沫沙等等。
劫後重逢 堅持抗戰
眾人脫險抵達桂林後，受到了桂林文化界的熱烈歡迎，也譜寫了一曲曲佳活。如夏衍(當時化名黃坤)與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郁風等人一道，於1942年1月乘漁船離開香港，化裝偷渡到澳門，又坐海盜船歷經風險，經台山、都斛、柳州，於2月5日到達桂林，受到田漢和洪深等的熱烈歡迎。由於劫後重逢，興奮之情難以自制，一見面便猛烈擁抱，結果將夏衍胸袋中的自來水筆折斷，左肋筋骨受傷。時任廣西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設宴招待，大家興高采烈，歐陽予倩即興賦詩，田漢即席和之。末句曰「割須不作行商狀，抵足曾同海盜眠。且把犁鋤收拾好，故鄉猶有未耕田。」翌日田漢又為蔡楚生畫的《黃坤自香港脫險逃難圖》題詠，對夏衍一行旅途生活作了典型而生動的描繪。
重慶劇協為了救濟自港脫險抵桂的文化人，特地在重慶演出《大雷雨》，得款一萬餘元匯寄桂林，夏衍則將這筆救濟金全部轉捐給桂林戲劇陣地，田漢、杜宣主持的新中國劇社。何香凝、柳亞子、千家駒、高士其等則繼續留在廣西桂林、昭平、黃姚等處，堅持抗戰文化宣傳活動，直到抗戰勝利。
為了揭露控訴日寇在港島的暴行，由田漢、洪深、夏衍編劇，洪深導演的四幕話劇《再會吧，香港》(也叫《風雨同舟》)，反映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香港的社會生活，揭露漢奸和奸商的醜惡嘴臉，表現香港青年勇敢返回內地投身偉大抗戰洪流之中。號召香港民眾「別留戀着一時的安康……人人扛起槍，朝着共同的敵人齊放。」衝破國民黨當局的封禁，於1942年3月1日演出，並於5日由朱琳在桂林電台播唱田漢詞、姚牧曲的主題歌。
由郁風、新波、溫濤、楊秋人、盛此君、盛特聯合舉辦的《「香港的受難」畫展》，也於1943年1月1日，在桂林聖公會展出，計有油畫、水彩、素描漫畫、木刻100多件，反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遭日寇劫難的題材。田漢、孟超、華嘉、韓北屏等相繼發表評論文章。開幕式由桂林行營政治部主任李濟深和英駐桂林總領事班以安主持。閉幕後送重慶繼續展出，除原六人作品外，又增加葉淺予、丁聰、林仰崢三人的作品，轟動一時。
綜上所述，讀者清楚看到，民族危難中的桂林、香港，恰似兩匹奔馳奮戰的駿馬，也是一對相濡以沫的患難之交。桂林抗戰文化，在一定意義上說，得益於香港文化;反之，香港抗戰文化，也借助於桂林文化，兩者相互扶持、融合、滲透、共同提高。香港和內地血脈相連，禍福相依。借「古」鑒今，繼往開來，為了更好發展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建設祖國美好的未來，加強內地和香港的團結協作，意義殊深！(本文作者係文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