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善好施、積德行善，是中華民族以來便推崇備至的優良品德。揚善止惡、導人向善也是中國文學、哲學、宗教、民間信仰、人文科學中的重要內容和題材。
《易經》大有卦云：「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即盛大豐有、年歲豐收的意思，是大吉大利的卦象，因為君子遏制惡而弘揚善，心有善念，必然「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善惡有報，是因果定律，也是自然法則。中國古代有許多旨在教化人心、勸人為善的書籍流行，稱為善書，或勸善書、因果書，以通俗的語言、直白的勸諭、詳實的案例、精深的智慧，教導世人知因果、明善惡、辨是非、循天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改過遷善，積善積福。
其中，《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並稱中國民間善書的「三大聖經」，在民間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影響力。
如《太上感應篇》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兇神已隨之」。
如《文昌陰騭文》云：「濟人之難，救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
如《關帝覺世經》云：「時行方便，廣積陰德，救難濟急，恤孤憐貧」；「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帝本無私，惟佑善人」。
這些名言警句至今仍在民間社會廣泛流傳，宣揚因果循環，指陳善惡之報，匡正道德良知，規勸世人去惡從善、積德獲福，對引導和規範民間社會的思想、道德、行為習慣，扭轉不良的社會風氣，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印光大師少年時，熟讀《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關帝覺世經》三聖經：「……俾知有所師法，有所禁戒。一一為其略說大意，以為後來讀書受益之前導。」印光大師弘法授課時，極力提倡流通《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關帝覺世經》等善書，一生恭印《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關帝覺世經》等善書三百多萬冊。
印光大師說：「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則可以超凡入聖，了脫生死，斷三惑以證法身，圓福慧以成佛道」。李炳南居士、淨空法師等大德，也均鼓勵世人「勸讀、勸行、勸刻、勸講」善書，以善書的力量，教化眾生，指迷開悟，實現普度眾生的宏願。
清代名臣湯金釗對《關帝覺世經》推崇備至，他認為，《覺世寶經》顯揚孔孟之道，潛移默化中教化人心，列舉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勉勵人向善，指出行善福報，作惡禍臨的天道至理，讓善良的人看到，為善不疲倦，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不善的人看到，心生恐懼、敬畏，有的就會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善書的勸善形式多樣，通俗易懂，易於傳播，有勸善文、勸善歌、勸善圖說、功過格、寶卷等。為加深民眾對善書中因果循環、善惡有報思想的理解，善書的註釋部分常以真實事例來講道理、敦教化、啟民智、厚人倫。
宋代的《後德錄》、《陰德傳》和《勸善錄》；明代的《為善陰騭》、《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清代的《太上感應篇註證》、《覺世經註證》、《文昌帝君陰騭文註》等，都是引用古今行善獲報、作惡遭殃的靈驗故事，將善惡報應的道理，潛移默化地融入黎民百姓心中。
善書勸人言善行善，強調「德福一致」，只要行善積德，就會「常有吉神擁護，永無惡曜加臨」，喚醒民眾的行善動機，引導民眾樂善好善，傳播、弘揚社會正能量，為人間創造美好福祉，為社會帶來清淨安寧。
凡事有因果，萬事有輪回。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為善，福雖未至，禍已遠離。一個人心存善心，積善積德，無論其現在環境如何，久久必獲吉祥，這是善良的福報，也是天地之理，自然之理。
弘揚關帝文化 彭允好
